3． 将社会平等功能引入了货币政策框架。美联储认为当失业率下降到显著低于自然水平时，才有可能触及更低层次群体，增加其就业。这实际上是将针对具体群体的非总量化指标作为美联储的额外政策目标，特别是作为其维持宽松政策的新依据。2021年6月PCE通胀率已经上升到3.6%，但美联储仍认为尚远未实现基础广泛且具包容性的最大就业目标，因此决定维持利率不变。美国在疫情后的实践再次证明货币政策是有效的总量政策工具，但很难针对性地解决经济不平等等结构性问题。货币政策需专注于双重目标，而由其他政策应对经济不平等问题。

马德里卡洛斯三世大学的经济学家Evi Pappa表示，“美国国债可能不再是一种避险资产了。看看‘解放日’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欧洲债券收益率的对比就知道了。”

而在国内方面，过去几年中，下半年房地产成交面积往往加速下行，加剧了对经济下行的担忧预期。从目前的数据来看，6月份30个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增速的负值进一步扩大，需要警惕今年下半年新房销售增速进一步下滑的可能性。

需求小增：近期欧美汽车市场表现较好，且东南亚地区需求保持较快增长；在以旧换新政策提振之下，电动两轮车和汽车销量提升，中国铅酸电池新装需求有所上升，存量替换需求稳定，中国铅锭消费改善。预计 2025 年全球 / 中国精炼铅需求增速为 2.2%/2.3%。

战略上，去年10月以来震荡市的特征有：估值位置偏低、上市公司盈利偏弱、政策基调积极、各类主题机会活跃，与2013年至2014年中和2019年的震荡市类似，后续有望迎来全面牛市。但战术层面，对比之前震荡市升级为全面牛市临界点（2014年7月和2020年7月）的催化因素，现在宏观高频数据和新增政策的催化并不明显，突破前可能还需要震荡一段时间。2014年7月突破后的牛市，事后来看并不是盈利的牛市。但在指数刚突破的2014年7月，经济指标出现了连续多个月的持续反弹，比如2014年4月至7月的PMI持续反弹。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2014年二季度，房地产政策明显转向积极，全国各地放开限购。2020年7月突破后形成的牛市，是盈利很强的牛市，2018年至2019年是上市公司ROE下降期，2020年疫情冲击的一季度是盈利阶段性低点，二季度开始盈利快速上行。对应的宏观指标（比如PMI）也从2020年疫情后持续上行。

Tillis最终选择反对该法案主要是因为其中包含的医疗补助深度削减条款，他在宣布这一消息的声明中抨击了华盛顿两党合作的衰落：

在国际层面，中国对大型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支持——从巴基斯坦的卡伊德·阿赞姆太阳能园区，到老挝的水电项目，再到埃及的风能开发等案例在扩大清洁能源获取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所开展的合作，也使其在全球能源转型中拥有更大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