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阶段结束的标志，往往是政策的转变，可能是针对资本市场快速上涨的降温措施，也可能是宽松政策的边际收敛，例如2007年530提高股票交易印花税，2015年5月对于融资融券规范监管和对于场外配资的规范；2010年4月对房地产政策的收紧，货币政策方面央票的重启发行；2020年7月也出现了货币政策边际收敛，对场外配资等也加大了监管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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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零售行业打价格战的时候，毛利率下降，利润缩水，资金压力增加。通过拉长账期实现资金腾挪，晚结的款项可以投入广告营销，或是继续囤货。其本质上是一种“隐性压价”，成为零售商维持现金流的“捷径”——用供应商的货款填补经营缺口，形成“低价销售—延长账期—继续扩张”的畸形循环。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腰部消费金融公司的业绩爆发，不仅为其他消金公司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也彰显了消金公司整体的旺盛生命力与巨大发展潜力。

赵宪成：在港股反弹后，恒生指数的估值回到了偏高的位置，但市场上仍然能找到许多优质的结构性机会，如科技、互联网、港股通消费等。